学习《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有感
现在学校的德育工作强调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些传统美德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无论是芦衣顺母还是荀巨伯探友，这些都是弘扬儒家思想的代表性故事。而正是这些故事，这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还有那故事中所展现出来的中华儿女的崇高品德，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也使得这些精神得以代代传承，为后人所敬仰、模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来源于此。
说到儒家思想，就不能不让我们想起那个思想活跃，知识爆炸的春秋战国时代。可以说中国的后世的哲学、文学、艺术等等无不是从这个时代发展、演变而来。单就思想领域，以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四家影响最大。其中，儒墨两家为当时显学。但是墨家学派的学说因为多在平民中传播，其思想不符合统治阶层的需要。墨子传下的机关技巧，又对统治阶层威胁太大，于是被当政禁止，嬴秦之后迅速没落消失。而法家的代表性人物韩非李斯又是儒家荀子的弟子。他们的思想深受儒家学派尤其是荀子性恶论的影响。在后世王朝发展中，大多兼用儒家和法家的学说。道家思想在西汉早年曾被短暂的推行过一段时间，之后随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道家思想开始远离朝堂，成为读书人个人思想修养的“必修课”。所谓“外儒内道”就是明清时期很多读书人的思想特点。而儒家思想成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甚至被有些人称为“儒教”。
其实，中华文化思想是以上四家思想的大杂烩，缺一不可。我们说，儒家重教化，道家讲顺应，法家讲规矩，墨家谈功利（或实用）。这四者以人为中心构建了中华文明。为什么呢？人皆欲求生，必须顺应自然之道，找到自己的“人生”之道；必须用教化之功凝聚个人与民族的精神，从而达到修齐治平；必须用“规矩”保护尊崇仁善之家，打击排除邪乱之辈；必须计较功利实用，发展经济科学等经世致用的学问，来辅助以上三者的传承发展。这里的“道”是一个包含了自然与社会两者规律变化的大的概念。老子所说的“道”就是这样一个大的概念。这个道有很多内涵，但是，老子推崇的道是其中的“生存之道”，也就是使人能够生存下去的道，称之为“柔”。“柔”之道力量很大，如果运用得当，比“刚强”的力量还大。在地球上，“水”最具有这个特点，水滴石穿这个成语就是明证。那么如何将“柔”的道理运用到我们社会生活发展之中呢？我们可以试着将这个“道”用一种形象的方式来解释，可以理解为“道路”的“道”。比如我们想从沈阳去北京，可以乘坐飞机走航道，可以坐火车走铁道，可以坐汽车走高速公路……但是你想在沈阳坐轮船一直坐到北京，我们都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从沈阳没有直达北京的“河道”。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窥探出一些“道”的内涵。首先，道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你可以选择，但是不能改变。所以我们要顺应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顺应道，是我们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其次，“道”有很多条。外国有句谚语叫“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我们要走的道只是其中的一条，也就是适合我们的那条。所谓“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要是都喝下去了，那就麻烦了。不过，我们应该感谢这个地球是圆的。所以，很多“道”是互相交错甚至部分重叠的。所谓“殊途同归”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不管那一条道都是可以通往成功之地的。再次，道有大道，有小道，有平道，有险道……但是无论你选择什么道，都要选中正之道，不可以走邪路。走邪路就可能陷入死地。老子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由此又可以知道，“道”是个矛盾体，是可以向相反地方向转化的。所以，我们发现车祸最容易发生的地方竟是最平坦少人的地方，崎岖危险的路段反而要退居其次。所以，《易经》中最好的卦叫做“无咎”。不犯错就是好。那么怎么样才能不犯错呢？最好的方法就是顺应自然。我们都知道物理学中的相对运动理论。坐在一辆奔驰的汽车上的两个人，他们之间是相对静止的。我们顺应自然的发展，遇春则生，入夏则长，至秋则收，逢冬则藏。所有的行为都符合自然发展规律和方向，就好像坐在自然和历史的马车上，一动不动一样。不动，自然无咎。老子所谓“无为而无不为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顺应自然呢？老子在《道德经》上说的很玄，我们这些普通人看不懂，却又想做好。我们该怎么办呢？孔子的儒家学说给出了答案。孔子重视“礼”。这里的“礼”包含了两层内容。一是其精神内核。也是礼最重要的部分。可以称之为“根本”。孔子推崇的根本就是“仁”。如果用一种形象的事物来说明仁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植物的种子，比如我们常吃的杏仁。它是每棵杏树上都会长出的果实里边最重要的部分。它可以在恰当的条件下逐渐生发，长成一棵新的杏树。人之“仁”也是如此。人人都有。由它可以逐渐生发出恭、宽、信、敏、惠等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因为它们就在我们心中啊。其二，是具体的行为准则。也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符合“礼”。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里的“艺”也算是具体的行为方法，可称之为“末”。但是这里的“末”并不是可以舍弃的末端。《论语·先进》篇有言：“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何为“践迹”，老子曰：“复众人之所过。”而这些由先人的经验总结编写而成的行为规范，就是指引我们找到“仁”这一精神内核的灯塔路标。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只重仁而不习礼，就会粗陋浅薄，只习礼而不重仁，就会虚伪做作。《论语·颜渊》中有言：“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良好的本质也应当有适当的表现形式，否则，本质再好，也无法显现出来。又《论语·八佾》中有言：“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礼节仪式只是表达礼的一种形式，但根本不在形式而在内心。不能只停留在表面仪式上，更重要的是要从内心和感情上体悟礼的根本，也就是仁。这样才能真正符合礼的要求。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些说的都是关于仁与礼的辩证关系啊。
但是，俗话说：只有架起锅来煮米，没有架起锅来煮道理。精神文明没有物质文明作为基础，就会变成空中楼阁。人是一种群居性的动物。群居生物都必须要讲究分工协作。分工，使得单独的个体无法独立生存，必须要依靠他人。而无论从自然生物进化，还是从社会历史的进程来看，最原始的群落集体都是以血缘关系也就是家庭为基础单位的。家庭不断壮大，就形成了宗族。而使宗族和睦团结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崇尚儒家的伦理道德。所以，以《颜氏家训》为代表的宗族礼法，其内容多是注重家法、国法，首孝悌、和宗族、睦邻里、倡节俭、禁诸邪，从宗族祭祀到修身齐家。很多宗族也因此传承数百年而始终凝聚一心，不曾因为动乱而散灭消失。但是，人是有私心的。即使是讲究大同的儒家学说也是以亲爱自己的父母家人为基础的。那么，当个人的利益与别人的利益或是集体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当自私自利之人损害集体和其他人利益的时候，当有人开始毁坏甚至意图毁灭整个族群、集体的时候，当道理不能让以上三种情况消弭于无形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当然是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保卫集体的利益不受侵害。否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可是，我们不能等疾病发作了之后才想着去保养身体，不能等问题大到难以解决时才去试图解决。老子曰：“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在疾病发生之前预防，在问题发生之前避免。律法，就是预防犯罪以及处理犯罪问题的很好的方法。只是我们要吸取前人失败的经验，既不能太严苛，苛政猛于虎，又不能太宽松，要令行禁止；既不能搞特殊，要律法面前人人平等，也不能一刀切，要符合实际需要，因地制宜。法理无外乎人情，宽严相济才能保障社会平稳安定，健康发展。
以上三家之言，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中已经被人们所接受推崇。成为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比较而言，墨家的思想就显得沉寂了很多。这是历史造成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只是忽略了它们而已，我们一直在使用着它。近代中国在遭遇西方坚船利炮的沉重打击之后，很多有志之士开始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开始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其实，科学的力量，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被中华儿女所运用。最典型的就是墨子与公输盘之间的那场“战争”。而孔子在夹谷会盟之前也曾劝谏鲁公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文武之事，不可相离。遂成夹谷之盟。鲁国不费一兵一卒，而复得汶上三城失地。我们今天常说“弱国无外交”，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无法保卫国家民族昌盛繁荣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抛弃思想道德建设。西方为什么说：21世纪是东方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因为他们单纯崇尚科学的思想已经开始出现问题。无论是“机器吃人”、机器使人也开始“机械化”的问题，还是私有制导致的经济危机，还是本来想要加强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互联网，已经开始拉远人与人的“距离”等等。这些问题，用西方的理论可以解释，却难以解决。而东方“以人为本”的思想就成了中西方文明发展自己，解决社会难题的重要依仗。因为，人始终是人，是一种群居性动物。当有一天，完全由机器来取代人类的协作分工的时候，那一天，就可能成为世界末日的开始。在无数表现科幻、灾难和未来的电影中，我们已经开始注意到道德与法律的重要性，开始反思自己以前行为的正确性，开始寻找自然、科学、人文的平衡点。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借助前人的智慧，凭借我们自己的努力，找到那属于我们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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