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正：教育的两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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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徐州市教育局局长强国先生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工作，没做过教师，但他任局长之后，思路清晰，成绩显著。“是不是应了‘旁观者清’这句话？”他呵呵一笑，说：“于老师，凡是上过学并做过家长的人，对教育都不陌生。如果回过头来稍加思索——想想你上学的经历，想想孩子上学的经历；想想你喜欢的老师，你从老师身上得到了什么；再想想你不喜欢的老师，做一名教师最不应该怎么样……那么，你就会成为半个教育家。”

　　强国先生的话让我回想了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师范学校，我从老师身上得到了什么。如果说我从课本里得到的是知识和道理，那么我从老师身上得到的则是善良、热情、责任感和学习的兴趣与梦想。

　　按这种思路再往深里想，什么是教育呢？教育虽然很复杂，但我从我的老师那本“书”里读出了四个字：“影响”和“激励”；而我从教的40多年中也能概括出这4个字：“影响”和“激励”。我就暂且给教育起两个别名吧：“影响”和“激励”。

　“影响”——它是教育的第一个名字

　　汉代的班固说：“教育何谓也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宋代的李邦献说：“教子弟无他术，使耳所闻者善言，目所见者善行。”这些都是在说教育的“影响”作用。

　　美国有所布朗克斯中学，该校竟有两名学生后来获得诺贝尔奖。原来这所学校的不少教师就是成就卓越的科学家。所以有人据此说：“如果有一位学识渊博、才华超群的语文老师活跃于讲台，那么台下的学生中有望日后有名作家问世；如果没有优秀、聪颖的数学教师作指导，学生即使有数学禀赋，也不能被催化为才能。”这句话在说，同样饱满、健全的种子，落在湿润、温暖、肥沃的土壤里和落在沙漠中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布朗克斯中学的例子深刻地告诉我们，老师的素质对于学生来说太重要了。

　　在美国有人做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实验：把小学生分成4组，每组配一个实验员，待实验员与学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得到了学生的信任之后，分别要求4组学生为孤儿院的孩子捐款。第一组实验员宣传人要有爱心，要慷慨捐款，同时自己也捐款；第二组实验员宣传不去救济孤儿，把钱留给自己；第三组实验员宣传人应当慷慨助人，自己却不捐款；第四组实验员宣传不必捐款，自己却捐款。实验结果是：第一组学生全部捐了款，第二组无一人捐款，第三组少数人捐了款，第四组大多数学生学着实验员捐了款。实验说明：说教对学生影响是微小的，教育不是“叫育”，而实际的榜样却对少年儿童的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实验还告诉我们：老师（包括家长）的言行一致时，教育效果最大。所以教育家说：“只有人格才能影响人格的发展和形成，只有性格才能铸造性格。”榜样的影响作用确实是巨大的，深远的。

　　大德无形，大化无痕。“影响”在小学阶段尤为显著。

　　我的所有爱好，我的性格、品格，都受到了张敬斋老师的影响。这些影响因为我对老师的崇敬而愈加深刻、久远，甚至今天连我写字的字体中还有张老师的影子，幼学如漆！

　　同样，我也在对我的学生施加着影响。北京大学研究生、现供职于中国民航总局的魏亚军，在给同学丛晓东的一封信中说：“我之所以选择了文科，完全受于老师的影响。”

　　徐晴在读大学三年级时写的一篇作文里有这样一段话：“我原来是那样胆怯，是于老师使我成了现在的我，一个充满自信的我。一句话，是于老师塑造了我的人格。父母常说，我像于老师。有一次，我与爸爸讨论一个问题，把他说得哑口无言。他半开玩笑半生气地说：‘都是于老师把你宠坏了。’我说：‘小时候你不也很宠我吗？宠得我大气也不敢喘。’是的，如果没有于老师的微笑，没有那小学阶段学习生活的和谐氛围，我不会成为现在的我。”——“微笑”、“宠”、“和谐”这些词语背后的东西就是“影响”。

　　学生的话对我既是巨大的鼓舞，又让我感到不安。我进一步认识到了老师这本“书”的分量。当我们在学生面前打开语文及其他课本的同时，也就打开了自己这本书——一本有内容却是无字的书。

　　于是我更加努力地、不断地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好人，把正直、善良、宽容、谦让、诚信、耐心、责任感……不断地充实到自己这本书中。是好人，才能是好老师。

　　于是我更加努力地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有知识的人，一个爱好广泛的人，努力把“琴棋书画”充实到自己这本书里，使自己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老师的爱好越多，特长越多，对学生的影响、启迪也就越大、越广——谁也说不定哪块云彩会下雨。

　　我的张敬斋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大师。上世纪50年代初，在山东半岛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一个刚满18岁的青年，每天要我们写一张大楷、四行小楷；亲自教我们唱京戏、拉胡琴；亲自为我们挖沙坑，让我们跳高、跳远，很小的我们，便知道了什么叫“剪式”、“滚式”、“跨越式”……那时他有“素质教育”的理念吗？肯定没有。他是靠他的善良、热情和才华来教书的。正如杜殿坤教授所说，一个文化高、修养高的人，怎么教都能教好。

　　我从进入师范学校大门起，就努力向张老师看齐。徐晴在读大学三年级写的那篇作文里还有这样一段话：“相处的日子多了，我才发现于老师绘画、写字、弹琴样样都行，而且他的京剧唱得特棒。他总能将他的才能恰如其分地运用到课堂上来，令我们觉得上他的课趣味无穷。”

　　我不但努力地、不断地修改和充实着“我”的这本书的内容，而且“装帧”也很考究。我在学生面前从不邋遢、懈怠，总是精神饱满，笑容可掬，不摆架子。我要让学生一见面就喜欢我，以我的热情唤起学生的求知求进的欲望。我要像张老师那样做个“会笑的教师”。

　　掀开“封面”——“我”的这本书里有爱和尊重。后进生考试不及格而偷偷流泪时，我会悄悄地为他拭去泪水；犯错误的学生来到我的办公室，我总会为他搬把椅子放在我的侧面让其坐下——我从不把椅子放在我的对面，因为对面像是在受审、像是搞对立嘛。留级生来到我班，上课我会鼓励他，下课会和他一起玩，于是他很快就有了伙伴，很快地融入了新的集体……

　　“我”的这本书有耐心和责任感。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我有的是等待和耐心，必要时，我会到他家里去送书，他不想读也不好意思不读——过几天我会问书中的故事的，我会看他的摘抄本的。“从长计议，”我对家长说，“他更要多读书，等他朗读得很流畅，语言比较丰富了，他会追上来的。只要尽力了，即使还不尽如人意，也不要紧，十个指头有长短嘛。”

　　“我”的这本书里还要有知识，以备学生查阅。学生的兴趣领域会是千奇百怪的，“于老师，您相信ufo吗？”“于老师，我们的苏27战机能和美国的f16比吗？”“‘暴虎冯河’中的‘冯’为什么读píng？”……这时我都要及时地给予回答。“于老师，”一个叫冯羽商的学生故意考我似的问，“我的名字有意思吗？”“给你起名字的人应该懂音乐。”“对！我妈妈是音乐老师，您怎么知道的？”“宫商角徵羽，这是古代的五音……”

　　“我”的这本书里有古今中外的故事，还要有笑话，用时还要随时能讲出来。“书”中还有我和学生之间的故事，我和学生共同书写，我感动着学生，学生也感动着我。

　　“我”的这本书里还有顽皮和天真。我和学生一起在游泳池里打水仗，一起卧在峰山之巅，仰望蓝天白云，浮想联翩……

　　“我”的这本书里也难免会有错误和不足。年轻的时候体罚过学生，经常大发雷霆，说过一些不尊重学生的话。但我改了。犯了错误我会当众向学生认错、道歉。于是错误变成了教育资源，学生又从中读懂了什么叫“正确地对待自己”；什么叫坦诚……

　　老师的确是一本书，一本天天展现在学生面前、学生天天在读的书。这本书的“人文性”对学生的影响，不知要比语文课本中的“人文性”大多少倍！

　　几十年来我一直不间断地书写、修改“我”这本书，使它的内容不断充实，不断完善，不断更新。让它对学生有更大、更多、更好的影响。

    “激励”——它是教育的第二个名字

　　清代的颜昊说：“数子十过，不如奖子一长。”这就是“激励”。

　　上小学的时候，张敬斋老师给我颁发的一张他亲自画的奖状，还有他在我的作文簿上画的一条条波浪线，对幼小的我是多么大的激励呀！读初中一年级时，李晓旭老师在我的一篇作文上写的“此文有老舍风格，可试投中国青年报”竟让我做起了作家梦！从此便如饥似渴地读书，搜肠刮肚地写稿。理想虽未实现，但为理想奋斗的人生是充实的，收获是丰厚的！为此养成的读书、写作、观察、思考的习惯是无价的！

　　激励是有学问的。

　　激励要有针对性。要看准学生的闪光点之所在，即他到底有什么特长，把他的闪光点激活。有个学生叫李明，数学经常考不及格，为此他觉得抬不起头来。但他喜欢画画儿。一次，在他正为数学没考好而沮丧时，我说了一句：“李明李明，画画最行！”从此，他乐此不疲。后来通过刻苦自学，他拿到了美术大专文凭，成了一名优秀的画师。祖庆涛是位留级生。在我们所有任课老师的帮助、鼓励下，他变成了开朗、遵纪、有礼、勤奋的学生，但他读到初中二年级就辍学了。我对他母亲说：“他人品好，身体好，又有基本的文化知识，这样合格的公民，社会能没有他的安身之地？”后来他成了一名优秀的谁都信得过的保安员，每次同学聚会，他都是发起者。彭晓明记忆力、理解力惊人，一篇《赤壁赋》，读几遍便能背下来。我对他说：“我很喜欢你，你有很好的天赋，又好学，将来会成为一个学者。”后来他考取了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了。

　　当然，“影响”和“激励”不是教育的全部，教育还有别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