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侵华部署与清政府海防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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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英国远征军的组成和作战部署
　　英国政府作出发动侵华战争的决定之后，即着手组织远征军。至1840年初，这支侵略军基本组成。海军舰队以驻印度海军司令伯麦为司令，由十六艘军舰、四艘武装轮船和二十余艘运输船组成。这十六艘军舰中，三艘来自英国本土，三艘来自开普敦②，五艘来自印度，另五艘已先期在中国海面活动。侵华陆军共四千名，其中包括从锡兰（今斯里兰卡）抽调的英军第18团，从印度加尔各答抽调的英军第26团和第49团，此外，还抽调了一个印度混合营和两个炮兵连、两个工兵连。所有陆军由布尔利上校统率。战争过程中，侵华英军以印度为主要基地，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克兰受命筹组陆军，并对海军的行动予以合作。
　　1840年2月，英国政府对懿律和义律下达了作战训令，给侵华远征军规定了如下任务和实施步骤：
　　（一）到达广东海面后，立即封锁珠江口，扣留一切中国船只。由于广州距北京太远，所以不在那里进行任何陆上的军事行动。
　　（二）封锁珠江口之后，立即北上，切断台湾和厦门之间的运输，封锁钱塘江口、长江口和黄河口，占领舟山群岛中最适于作司令站以便长期占领的岛屿，并扣留一切中国船只。
　　（三）前往北直隶湾（即渤海湾），递送《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以武力为后盾，与清政府进行谈判，逼迫它接受英国政府提出的关于道歉、赔款、割地、通商等要求。（四）如果清政府拒绝谈判，或者谈判决裂，海军司令就应该根据他所指挥的兵力，采取最有效的办法进行更加活跃的敌对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派一支兵力进入黄河，在黄河与运河的交叉点切断南北诸省的交通；或派一支兵力进至长江与运河的交叉点，掳走那里的船只与货物；如果认为兵力足够，还可以占领厦门。训令指出：“给海军司令留有最充分的自行决断的余地，以便他根据他自己的判断，用最有效的办法进行他的敌对行动；在这样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拒绝满足我们或中止谈判，或迫使陛下全权代表中止谈判，那么海军司令的敌对行动就不该停止，也不中断，一直等到中国全权代表签下足称满意的协定，并由皇帝诏准该协定的时候为止。”训令还给全权代表“保留广阔的自行决断的余地”。①
　　二、清政府的海防战备
　　（一）清王朝的战备方针
　　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对于收缴鸦片之后中英之间将会出现何种局面，是否可能爆发战争等，从未进行廷议，作出应有的分析判断，提出相应的政治军事对策，仅由道光帝及军机大臣们看奏报，下谕令。而道光帝既昏聩无知，又狂妄自大，他不准沿海疆臣丢失寸土尺地，又不愿为加强海防动用国库银两。清朝同西方各国通商近二百年，道光帝对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政治经济制度，竟茫无所知。英国借口鸦片问题，已经在调兵遣将，决心武装侵略中国了，他还认为是“虚声恫吓”，“实无能为”，只要严防海口，“总不与之外洋接仗”，就足以使敌不攻自毙。在这种骄妄无知、盲目轻敌的思想支配下，清廷逐步形成了如下政治、军事战略性方针，即“先威后德”，“大张挞伐，聚而歼旃”，“沿海一体严密防范”等。所谓“先威后德”，即驱逐英商，收缴鸦片，必要时“示以兵威”，“使奸夷闻风慑服”；然后许以继续通商，“以示怀远羁縻”，认为这样，英人就会“感恩天朝”了。显然，这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骄妄自大思想的产物。至于“沿海一体严密防范”，由于没有提出明确而具体的措施，实行起来，只能是分兵把口，处处消极防堵而已。
　　（二）东南沿海的设防备战
　　东南沿海是清朝布防重点之一，其中广东驻军七万，福建六万，浙江四万，江苏五万。但是，由于清军的主要任务是镇压人民的反抗与起义，沿海水师主要是缉拿海盗，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武装侵略缺乏应有的警惕。1800年（嘉庆五年）以后，清政府查禁鸦片，英国的武装走私商船开始在广东沿海活动，特别是1830年以后，英国政府公然派出兵船前来中国沿海，保护鸦片走私，清廷和广东当局对西方列强的军事威胁，才开始有所警惕和准备，但仍然缺乏认真的战备措施。
　　1834年9月，两艘英国军舰强行闯入虎门并进抵黄埔的严重。
　　关天培像
　　事件发生后，清廷任命关天培①为广东水师提督。关到任后，亲历重洋，查勘要塞，整顿水师，加筑炮台，添铸大炮，使广东海防尤其是虎门的防务，得到了加强。
　　虎门位于珠江入海处，是从海上进入广州的咽喉要地，地势十分险要。沙角山、大角山夹岸对峙，构成第一道门户。由沙角、大角沿江上溯七里，有上下横档岛耸立江中，将水道分隔为二。东航道可通大船，为洋船进入广州的唯一水道，两岸山峰雄峙，构成第二道门户。由横档岛再上溯五里，江中有大虎山岛，构成第三道门户。沙角山、大角山均筑有炮台（沙角炮台筑于1801年，大角炮台筑于1832年），关天培以两台间的炮火不能形成交叉火力，无法封锁海口，将其改为信号炮台，担负了望警报任务。上横档岛早在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即修筑了横档炮台，其东岸之南山（亦称武山）修筑了威远炮台；1815年（嘉庆二十年）又在威远炮台北侧修筑了镇远炮台。关天培到任后，于威远、镇远炮台之间添筑了靖远炮台，于上横档岛西端添筑了永安炮台，西岸南沙山（即芦湾山）添筑了巩固炮台。到鸦片战争时，横档地区共有炮台六座，安置新旧火炮二百一十二门。此外，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积极支持下，关天培还在横档岛和南山之间建造了两道铁链，以防敌舰阑入。对1818年修筑的大虎山炮台，关天培到任后也作了加固，并添置了炮位。
　　关天培不但添筑炮台，增加炮位，在炮台构筑方面也作了一些改进。旧的炮台均系石墙石地，一经炮弹轰击，碎石横飞，反而增大敌炮的杀伤力。新筑的炮台则以巨石为基，上筑三合土墙，并增加胸墙厚度，用沙袋或三合土围护火药库。此外，还部分改建旧炮台，以减少战时损伤。每门火炮还用增减木垫的办法，调整射距。但所有新旧炮台，仍未脱离古代城堡的结构形式，长墙高台，既无掩盖，又无交通壕，战时人员、火炮易受损伤。
　　福建也是重点设防的省份之一。全省六万驻军中，大体水陆各半，分别由水师提督和陆路提督统辖，下设南澳、漳州、台湾、金门、海坛、福宁等镇。福建沿海设防情况远不如广东，海口“旧设炮台，大者不过周围十余丈，安炮不过四位六位，重不过千斤”①。英国鸦片走私船在广东被逐以后，自1839年冬起，就不断向福建沿海窜扰。1840年3月，新任闽浙总督邓廷桢由粤抵闽，立即增强沿海兵力，分饬水陆官兵加意严防，并自广东购得洋炮十四门，添筑炮台，加强福建防务。鉴于形势紧迫，永久性炮台来不及构筑，兵部尚书祁寯藻建议以炮墩①代替炮台，于沿海险要处用沙袋筑成简易炮台，以资御敌。
　 （三）林则徐的战备措施
　　林则徐抵粤后，在严厉禁烟的同时，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战备措施，以应付日益紧张的形势。这些措施是：整顿水师，严肃军纪，演练枪炮，以提高战斗力；在尖沙嘴、官涌等处新建炮台；秘密购置西洋大炮，使虎门各炮台的大炮增至三百余门；购置西洋大船，改装民船，招募渔民、疍户（以舟为家的土民）丁壮五千余人，加以训练，准备杀敌；此外又抽调广东内地营汛防兵，加强第一线兵力，使虎门的水陆兵力增至三千余名，澳门增至一千三百余名，尖沙嘴增至八百余名。
　　林则徐还就如何对付英军入侵问题，提出过一些具体设想，概括起来，其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他在1840年3月7日的奏折中写道：英人“妄夸炮利船坚，各夷船恃为护符，谓可沮我师之驱逐。臣等若令师船整队而出，远赴外洋，并力严驱，非不足以操胜算，第洪涛巨浪，风信靡常，即使将该夷船尽数击沉，亦只寻常之事。而师船既经远涉，不能顷刻收回，设有一二疏虞，转为不值，仍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之百无一失也。”①
　　第二，在近海陆地歼敌，不在远洋接仗。林则徐于1839年9月奏称：有些被英吉利之名所震惊者，往往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而不知其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仅能取胜外洋，只要不与之外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该兵船一旦进入内河，就会运棹不灵，一遇水浅沙胶，更难转动。其货船进口，尚需以重金雇请当地人导引，兵船则更不待言。“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②
　　第三，组织民众，军民配合，火攻英船。林则徐到广东以后，一直比较注意依靠民众，陆上则组织乡勇、团练，水上则招募渔民、疍户等，以便配合军队作战。1840年3月，他与关天培等密商，决定将平时所装大小火船，即雇渔疍各户，教以如何驾驶，如何点放，每船领以一二兵弁，分赴各洋岛澳埋伏，候至深夜，察看风潮皆顺，即令一齐放出，乘势火攻环护夷船之各匪船，随烧随拿，“许以烧得一船，即给一船之赏，如能延烧夷船，倍加重赏”。③
　　第四，与沿海各省协力筹防，共同对敌。广东封港以后，为防止英国侵略者北窜，清廷令沿海各省督抚严加防范，林则徐对此甚为重视。6月下旬，大批英舰抵粤，他便“飞咨闽、浙、江苏、山东、直隶各省，饬属严查海口，协力筹防”。①
　　林则徐比较正确地认识到英军的长处和弱点，主张避免同英军在外洋作战，而待其进入内河，组织军民不断袭击和火攻，于近战中歼敌，这一指导思想，是颇有见识的。
　　林则徐是清朝官吏中了解“夷情”较多的一个，他到广东后，“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②，从中了解西方列强的情况。但由于时间短，手段少，翻译人才缺乏，对敌情的了解毕竟有限，因而有时作出的判断也不够准确。如他在1839年9月分析英国情况之后得出结论说：“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③1840年6月中旬，已有英国舰船陆续抵达广东海面，林则徐仍向道光帝奏称：“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载运鸦片”，“借以扬言恫喝，冀可准其贸易之求”。现在各船“只在外洋往来游奕，此东彼西，总无定处。……此外别无动静，诚如圣谕，（该夷）实无能为”。④当然，尽管林则徐对英国政府出动海陆军大举进犯中国的可能性估计不足，但其作战指导思想和一系列战备措施，是值得称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