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国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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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王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耗费了数千万两白银的军费，战后又要负担巨额赔款，财政更加拮据，于是大幅度增加地丁、漕赋（清政府两项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人民负担更加沉重。《南京条约》及其它几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敞开了大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向中国不断倾销商品，使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受到打击，一部分农民、手工业者和运输工人因之陷于破产和失业，乃至一些中小地主和商业主也受到破产的威胁。同时，鸦片的输入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继续增加，由四十年代初期的每年两万余箱增到五十年代初的每年五六万箱，以致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的现象更加严重（银价为十九世纪初叶的两倍多），鸦片烟毒更加泛滥于全国。农民和手工业者出卖产品和劳动力所换得的是铜钱，而缴纳地租赋税却要以银两折算，这样一来，劳动人民除遭受直接剥削之外，又要承受新的变相盘剥。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被迫展开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到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八年间，各族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反对清王朝的斗争风起云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广州城乡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企图在广州河南地区强行租地的斗争（1844年），广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入城的斗争（1843—1849年），以及广东、广西和湖南等地的天地会起义和直隶（今河北）、山东、河南、安徽一带的捻军、白莲教起义等反抗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斗争。这些起义和斗争，表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后，社会阶级矛盾更趋尖锐，预示着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大风暴正在来临。
　 人民起义和反抗斗争声势最大的广东、广西、湖南等省，是当时全国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地区，而广西又是三省反清力量的汇合点。广西地处南陲，历来赋税苛重，封建剥削特别残酷。①太平天国起义前，广西连年天灾②，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纷纷起来反抗。鸦片战争后，不少被裁撤的兵勇流入广西，湖南新宁等地天地会起义武装失败后也大都转入湘桂边界地区，他们和当地人民群众结合，成为一支强大的反清力量。对于两广地区，清王朝历来以广东为统治重点，在广西的统治力量则相对薄弱，两广总督、八旗将军均驻于广东，广西兵力仅及广东三分之一，加以广西吏治更加腐败，这就给了各种反清势力以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至1850年，散布于广西各地的天地会等反清势力，遍及全省十一个府中的八个府，多达三十股，使当地统治阶级惶恐不安。但是，天地会等旧式会党，组织松散，互不统属，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因而易被统治阶级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而洪秀全（1814—1864）等创立的“拜上帝会”，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与旧式会党不同的特点，既有较明确的纲领，又有较严密的组织，因而能在全国日益高涨的反清斗争形势的推动下，崛起于广西，终于把分散的人民反抗斗争汇集成一股革命洪流，迅速发展成震惊中外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