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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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853年5月中旬太平军自天京出发西征，到1856年4月石达开由江西率军回援天京，为太平军西征时期。西征的战略意图，在于夺取皖赣，进图湘鄂，控制安庆、九江、武汉等军事要地，以屏蔽天京，并解决天京军民的财粮供应问题。其过程大致可分胜利进军、被迫退却、转败为胜和乘胜反攻四个阶段。
　　胜利进军
　　（一）占安庆，围南昌
　　1853年5月19日，即北伐军出发几天之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又派出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和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领战船千余艘、步军二三万人，由天京溯长江西征。
　　西征军首先占领安徽和州，继经太平、池州，于6月10日占领长江北岸重镇安庆。此后，胡以晃即坐镇安庆，指挥西征战事。赖汉英率检点曾天养、指挥林启容以下万余人进军江西，于13日攻占彭泽，接着连克湖口、南康（今星子）、吴城镇，前锋于6月24日直抵南昌城下。
　　江西巡抚张芾率兵勇六千余人驻守南昌。太平军围城前夕，新任帮办江南大营军务、湖北按祭使江忠源自九江率楚勇一千三百人先期赶到南昌②，与张芾共同据城防守，并焚烧城外民房，防止太平军穴地攻城。
　　太平军进抵南昌外围后，稍事准备，即行攻城，为敌军炮火所阻。江忠源等多次督军出城迎战，并炮轰太平军船只，企图打退太平军的进攻，均未得逞。7月9日，太平军用地雷轰塌城墙，随即冲入缺口。由于江忠源已先督楚勇数百人于缺口处堵击，未能攻入城内。7月28日，太平军再次轰塌城墙，发起冲锋，因遭清军堵截，且受绕出城外的清军背后袭击，攻城又未成功。由于僵持不下，双方都向南昌增兵，准备进一步展开争夺战。
　　8月初，国宗石祥祯（一作石贞祥）、石凤魁、韦志俊等率增援部队万余人、船只近千艘，自天京抵达南昌城外。赖、石等部联合发起进攻，又未得手，便决定一面围城，一面进攻外围各州县，以孤立南昌清军。于是由曾天养率领一支部队，于8月上旬至9月中旬先后攻占了南昌外围的丰城、瑞州（今高安）、饶州（今波阳）、乐平、景德镇等州县。沿途征集了不少粮食，用以支援进攻南昌的太平军和接济天京。在进占瑞州时，曾击溃自湖南来援的训导江忠淑所部楚勇二千余人。
　　8月中下旬，清军各路援军亦陆续到达，计有从江南大营派来的云南兵一千二百人（由总兵音德布率领），从湖南派来的湘勇三千六百人（由知州朱孙诒、训导罗泽南等率领）。8月28日，清援军在南昌守军的配合下，对围城的太平军发起反攻。太平军先则佯败诱敌，继则两翼包抄，将敌击退。此后，双方又处于相持状态。
　　由于久攻不下，杨秀清决定撤南昌之围，转攻皖北和湖北。9月24日，太平军撤离南昌。
　　其实，太平军如能审时度势，及早采取围城打援战法，着重歼灭清军援兵，不仅可以改变长期顿兵坚城之下的不利态势，而且可以在不断歼灭援敌的情况下攻克南昌。根据当时双方实力对比以及清军援军到达时间不一等情况，太平军是有可能做到这点的。可惜，太平军南昌前线的指挥者计不及此，只一味强攻坚城，以致钝兵挫锐，并陷入两面应敌的被动处境，以致围城三月，终于被迫撤围。
　　（二）取九江，克庐州
　　太平军自南昌撤围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石祥祯率领，西取湖北；一路由曾天养率领，回安庆并入胡以晃部，进攻皖北。1853年9月25日，天京派石达开率兵五六千人至安庆，主持西征事宜。
　　石祥祯等所率太平军约万余人于9月29日攻占九江，留林启容率部分兵力驻守，大队继续西进。署湖广总督张亮基急令前武昌府同知劳光泰统率炮船前往鄂东田家镇（今广济西北）扼守，并派署按察使唐树义前往督师。清军编造巨筏，上置火炮，横列江面，妄图阻止太平军船只西进。10月8日，太平军一举占领田家镇对岸的要隘半壁山，为突破清军江防创造了条件。10月15日黎明，太平军水陆并举，猛攻田家镇清军，半壁山上的大炮居高临下地轰击敌人。守军近万人（连同前一日由南昌回援的江忠源部）死伤逃亡几尽，战船炮位全部为太平军所获。田家镇既破，入鄂之水陆门户洞开，于是，太平军乘胜攻克湖北蕲州、黄州（今黄冈），直趋武汉。当时，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鎔以武昌“官弁仓皇无计，众心涣散”①，只得闭城株守。“存城兵千余名，不敷分布”②。由于武汉清军兵力空虚，西征太平军于10月20日即轻而易举地第二次攻占汉口、汉阳。为了集中兵力于安徽战场，太平军在汉阳、汉口一带仅停留了半个月， 11月6日即主动撤离，由石祥祯、韦志俊等率一部兵力留守黄州、蕲州，主力随即转向皖北。
　　西征军除以部分兵力留守安庆、九江和黄州等地外，集中了一万余人，由胡以晃、曾天养率领，向安徽北部进军。11月14日占桐城，29日占舒城，斩督办安徽团练、工部侍郎吕贤基，直逼庐州（今合肥市）。庐州当时为安徽临时省城，太平军如攻占该城，不仅可以成为天京的西部屏障，而且可以北出鲁豫，西进湖北，南援安庆。庐州城垣周长三十余里，守城清军不满三百，乡勇不满五千。由南昌跟踪太平军至湖北的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自汉口经安徽六安，急驰庐州，于12月10日率兵二千七百余人进入城内。同时，清廷还从河南陈州（今淮阳）、江苏徐州、安徽定远等地调兵万余增援。江忠源入城后，按照防守南昌的办法布置庐州城守，但城内兵力、物资均不及南昌充足，只得寄希望于援兵的到来。
　　太平军进抵庐州后，先行围城。从12月12日开始攻城，连攻数日，均未得手。到12月18日，由东关援庐的清军寿春镇总兵玉山等部二千余人接近庐州。太平军迎击于威武门外，阵斩玉山，并歼其所部大半。次日，又击溃由六安出援的总兵音德布等所部清军四五千人。从此，清军其它各部援兵均裹足不前。自陈州出援的陕甘总督舒兴阿所部四千余人，迟至1854年1月4日才进抵庐州西北的冈子集；自徐州出援的新任江南提督和春部一千人，则于1月12日才赶到庐州东北的梁园。但各路援军均不敢逼近城池，因此，太平军得以从容部署攻城。太平军以城外民房为掩护，挖掘地道。江忠源督军从城内对挖，先后将太平军攻城地道破坏九处。太平军虽曾两次炸塌城墙，但均未能攻入。其后，太平军改用新法，“于南门月城之旁，另掘数处，形如曲突，又叠为上下层。戒曰：初发时，闻声不必相应，俾其用力堵之；堵而后发，则无及矣。”1月14日夜，大雾迷漫，咫尺不辨，上层地雷轰发，毁城墙五六丈，守城清军连忙抢堵，不久，下层地雷又发，乡勇争相下城，投奔太平军，清军惊恐大乱。太平军攻击部队乘势由缺口冲入，守军纷纷溃退。与此同时，小南门、小东门方向的太平军也缘梯而上，攻入城内，与清军展开巷战。至15日晨，守城清军全部被歼，知府胡元炜降，庐州城为太平军占领。自广西起一直与太平军为敌的江忠源投水自杀。清廷予救援不力的舒兴阿以革职处分。之后，各路援军全归和春统带。
　　太平军攻占庐州后，没有乘胜追歼清军援兵，扩大战果，仅留胡以晃率近万人驻守，而将曾天养部调往湖北战场，急于开辟新区。2月20日，石达开又派国宗石达英等率部由安庆过长江，经东流、建德（今东至东北）占领祁门。这样，清军得以逐渐集结了三万兵力，对庐州进行长围久困，使太平军无法与当地的捻军结合起来，扩大占领区，在皖北开创新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西征军作战指导上的一次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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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胜反攻

　　（一）再克武昌

　　西征太平军取得湖口大捷之后，石达开、胡以晃等决定乘胜发起反攻。

　　2月16日，秦日纲、陈玉成等乘清军后路空虚，率部西进，击溃湖广总督杨霈所部清军万余人于广济。接着，连占蕲州、黄州，于23日第四次占领汉阳，杨霈逃往安陆。韦志俊率部自田家镇渡江，25日进占兴国，不久又进占通山、崇阳、咸宁，与秦日纲部会攻武昌。3月下旬，罗大纲率部复占江西饶州府，不久又回安庆，与皖南太平军范汝杰部会合，进占徽州府（今歙县）等地。

　　湘军水师自遭太平军打击之后，又于2月20日遭暴风袭击，沉船二十二只，毁坏二十一只，曾国藩令其余七十余只全数撤往武汉，“名为速剿上犯之贼，实则修整已坏之船”①。这时，曾国藩的湘军已被分割于五处：水师之一部开赴武汉整修；一部困在鄱阳湖内，由曾国藩坐镇南昌，亲自督造大船，添募水勇，准备配 合江西水师伺机出击；陆师塔齐布部五千人留驻九江外围，准备继续攻城；李元度部三千人留驻湖口外围；罗泽南部三千人往援赣东。此外，胡林翼部二千余人和王国才部三千余人则先后回援武昌。显然，曾国藩所统清军由于兵力分散，已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由主动陷于被动。

　　从3月21日起，秦日纲、陈玉成部太平军围攻武昌。困守武昌的二千清军由新任湖北巡抚陶恩培督率。武昌被围后，清军急抽兵增援。数日内，城外援兵已达万人。4月3日，秦日纲与韦志俊等督军猛攻武昌。城内清军“争缒城走，外兵亦走”，而“水师固不任城守事”，仅“自保而已”。太平军直奔城下，“用缒城绳引而上”，占领武昌城，杀陶恩培等多人（一说陶赴水自杀）。
　　1855年4月18日，清廷以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以李孟群为湖北按察使。胡林翼统率湖北清军，“屯金口，倚水师自保”，并“增募二千六百人，合王国才等军，号六千。”

　　太平军占领武昌后，陈玉成立即率兵一部进军鄂北，于4月上旬攻占安陆（后又失守）和云梦。5月12日，再次攻克安陆，杨霈退守随州。17日，西安将军札拉芬及副都统常亮在清廷一再督促下，率援军自河南抵随州。31日，陈玉成率军往攻，大败札拉芬等部于随州东南之五里墩，阵斩札拉芬。杨霈经枣阳逃往襄阳。6月11日，清廷将杨霈革职，湖广总督由荆州将军官文接任。14日，又命曾与北伐太平军作战的西凌阿为钦差大巨，督办湖北军务，并从山东抽调镇压北伐太平军的所谓“得胜之师”四千五百人至湖北，一千五百人至河南，加强这些地区的“堵剿”兵力。

　　6月10日，署湖北巡抚胡林翼督军四千余人分三路反攻武昌，与此同时，王国才率部反攻汉阳，彭玉麟部水师则助攻两岸。太平军略有损失，但击退了敌人的进攻。20日，秦日纲自武昌派太平军绕袭金口，抄胡林翼部后路，迫使胡部回援。其后，双方又多次交战，互有伤亡。9月7日，韦志俊率部自武昌出发，在通城、崇阳等地太平军的配合下，于9月12日攻占金口，同时击败李孟群部水师，迫使其退守新堤（金口西南）。9月18日，湖北太平军自汉阳分兵八路围攻胡林翼和王国才部于汉阳西南之奓山。清军大溃，经大军山退往新堤。太平军没有乘胜追击，致使胡林翼得以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实属失策。

　　（二）转战江西

　　当西征军在湖北战场上捷报频传之际，活动于安徽、江西边境的太平军范汝杰部，于1855年4月中旬连占安徽婺源和江西弋阳，后又连克江西兴安（今横峰）、上饶、玉山等地。4月14日，湘军罗泽南部三千余人自九江经南昌驰援赣东，于5月6日陷弋阳，12日陷上饶，并在这一带与太平军周旋，直至7月18日才回驻南昌，后又奉命西援武昌。
　10月上旬，罗泽南率湘军五千人（除罗部外，曾国藩加拨参将彭三元等部一千五百人随往）由江西义宁州（今修水）进入湖北，于中下旬占领通城、崇阳，直逼武昌。当时，秦日纲已奉命由湖北返回天京；石达开、胡以晃、黄玉昆率领的太平军二万余人正自安庆进援湖北。11月1日，石达开军在武昌县之樊口登岸后，经金牛镇前往咸宁，以阻截罗泽南所率湘军。4日，石达开亲率二万人大败罗泽南部于崇阳壕头堡，彭三元等所部千余人全军覆没。5日，太平军克复崇阳。罗部退至蒲圻西南之羊楼洞，并与胡林翼派去的援军取得了联系。14日，石达开军复通城。

　　当石达开军进攻崇阳时，韦志俊率军近二万人由纸坊进抵蒲圻。石、韦二人约定分路攻取湖南，抄袭湘军的老巢。但是，石达开不久便改变上述计划，他见湘军全力救援武汉，江西兵力空虚，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策，进军江西，威胁曾国藩的南昌大营，以调动湘军，减轻湖北太平军的压力。石达开把对付罗泽南部湘军的任务交给韦志俊（韦部不久即败退武昌），自率三万人于11月24日折入江西。

　　12月9日，石达开军进占江西新昌（今宜丰），与从广东北上的天地会起义武装周培春、葛耀明等部数万人会师，声势更壮。接着，分兵连占上高、瑞州、新喻（今新余）、峡江、樟树镇（今清江）等地，威逼南昌。坐镇南昌的曾国藩，因石达开部逼近，于12月下旬急调围攻九江的周凤山部湘军（塔齐布于8月30日暴病而死，由副将周凤山接统九江外围湘军）五千人回援南昌，并调鄱阳湖内水师防守赣江。于是，被敌人围困几近两年的九江得以解围。

　　鉴于南昌敌军兵力增强，石达开所率各部继续进攻南昌周围各府县，先后占领新淦（今新干）、奉新、分宜、宜春、吉水、永丰等地，以切断南昌清军与外围的联系，断绝其后方供应。

　　1856年（咸丰六年）1月11日，湘军周凤山部攻占樟树镇。2月9日，由武汉经衡州潜行至江西星子的道员彭玉麟也率内湖水师赶到樟树镇。22日，湖南巡抚骆秉章派补用知府刘长佑、同知萧启江分别率部自醴陵、浏阳增援江西，3月18日占萍乡，准备继续东进。“樟树镇者，西近瑞（州）、临（江），东接抚（州）、建（昌），（赣江）两岸之关键，省城（南昌）之咽喉”。因此，曾国藩“用全力扼守樟树镇，以保东岸，以卫省垣”。①有鉴于此，石达开集中兵力，从3月22日起，向樟树镇发起攻击。24日，太平军四路围攻，尽破周凤山所部湘军营垒，杀敌千余。周凤山率残部逃奔南昌。曾国藩惊恐万状，再次奏请调回罗泽南所部湘军，力言“罗泽南在鄂，一时尚难得手”，“与其顿兵坚城，攻遥遥无期之湖北，又不如移师腹地，救岌岌将殆之江西。武汉两岸，三万余人，即无罗泽南一军，亦尚足敷防剿；江省西南与湖南、广东接壤，若不迅速殄除，实系三省无穷之患”。
　　石达开率军由湖北转战江西，先后攻占数十座城镇，使西征战场上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但是，正当南昌指日可下，曾国藩“呼救无从”、“魂梦屡惊”之际，洪秀全、杨秀清等从西征战场大量抽调太平军回救天京。4月，石达开率部二三万人经江西安仁（今余江东北）、万年（今万年西）、乐平出江西境，取道皖南，回援天京。太平军江西军务由卫天侯黄玉昆主持（后由韦昌辉接替）。此后，江西太平军基本上停止了进攻，从而给了困处南昌的曾国藩以绝路逢生的机会。太平军的西征作战，至此也就告一段落。

　　太平军历时三年的西征，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占领和保住了天京上游的安庆、九江、武汉三个重镇，以及安徽、江西、湖北的部分地区。这不仅在军事上使天京有了可靠的屏障，而且在经济上保证了天京的粮食供应，为尔后坚持更艰苦的斗争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西征作战之所以出现由胜到败和转败为胜的曲折过程，既有其客观原因，也与双方前线将领的作战指导密切关联。西征之初，太平军连战皆捷，便产生了轻敌速胜思想。武昌未下，即急于分兵，北攻荆襄，南下湘岳，将仅有的三四万军队，分向三处作战，结果南路军在湘潭骤遇强敌受挫，被迫节节后退，整个战局为之变坏。直至湖口之战，太平军集中了兵力，加强了指挥，并利用了湘军指挥上的错误，才得以转败为胜。

　　太平军在西征作战指导方面所产生的一些失误，自然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定都金陵之后所作出的战略决策有关。仅以数万兵力，就想一举夺取皖、赣、湘、鄂四省，明显地存在着战略目标过大与兵力不足的矛盾。在轻敌思想支配下，必然产生分兵冒进的错误。而西征总指挥部又设在安庆，远离前线，不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情况，实施正确有力的指挥，使多路分兵的后果更为严重；加之某些前敌将领缺乏独当一面的指挥才能，因而自湘潭战败后，便节节败退，几至不可收拾。转入反攻后，仍未克服多路分兵的缺点，虽然在湖北、江西战场上取得了不少胜利，但击溃敌人多，歼灭敌人少。由于以上种种失误，以致未能给尚处于初建阶段的湘军以彻底歼灭的打击，终于使这支凶狠的地主武装得以不断发展，成为尔后致太平军以死命的劲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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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军浮筏为营图

　　1854年10月底至11月初，清军自武汉分批出发。自武昌起程的南路湘军分为两支：一支由塔齐布率领，经武昌县（今鄂城）趋大冶；一支由罗泽南率领，经金牛镇趋兴国。11月11日，两支湘军分别陷大冶、兴国。不久，罗泽南部进扎半壁山下，塔齐布部进扎半壁山东南十里之富池镇。

　　半壁山孤峰峻峙，俯瞰大江，北麓尤为陡峭，形势险要，是太平军重点守备之地。曾国藩认为，“先攻田镇对岸之半壁山，夺其要隘，则铁锁（链）一岸无根，当易拔去。”①11月20日起，双方于半壁山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攻防战，太平军作战不利。23日，秦日纲亲自督军二万，与罗泽南等部湘军再战，复大败，伤亡数千人，余部退至田家镇，半壁山随即失陷。湘军派百余人缒崖而下，将横江铁链砍断。适国宗韦志俊、石镇仑、韦以德等自芜湖率援军赶到，24日配合秦日纲督军自田家镇分路渡江，进攻占据半壁山之敌。鏖战竟日，太平军各路俱败，石镇仑、韦以德等千余人阵亡，秦日纲和韦志俊率余部退回长江北岸。次日，太平军又将江中铁链钩联于南岸半壁山下。

　　湘军水师东下时，太平军检点陈玉成部将敌前锋阻截于蕲州。半壁山被湘军攻陷后，陈玉成于11月29日令水营突围下驶，于是湘军水师得以顺流而下。12月1日，杨载福与塔齐布等商讨进攻田家镇的计划，鉴于太平军江防坚固，确定将战船分为四队：一队专管斩断铁链；二队专管攻击太平军炮船；三队待铁链破除后直趋下游，焚烧太平军船只；四队守卫老营，防太平军袭击。12月2日，湘军战船出动，塔齐布督同罗泽南等率陆师六千人，排列南岸，以助水师声威。湘军水师傍南岸急桨而下，直至铁链之前，“以洪炉大斧，且熔且椎，须臾锁断”①。当太平军炮船前往救护时，湘军水师第二队随即上前发炮轰击，毁太平军炮船二艘。待湘军水师第一队将江中铁链破坏后，其第三队舢板船飞桨下驶，太平军水师阵势遂乱，纷纷败退。湘军舢板船疾驶武穴（今广济）、龙坪一带，从下游纵火焚烧太平军战船。时值东南风大作，太平军上游之船无法下撤，被烧毁不少。12月3日，秦日纲、韦志俊等自焚田家镇营垒，率部东退黄梅。至此，太平军苦心经营的田家镇、半壁山江防被湘军彻底突破。

　　太平军从湘潭作战失利到田家镇、半壁山防线被突破，以水师的损失最为惨重，前后有近万艘船只被敌军焚毁、击沉，从而使湘军水师得以在天京上游江面横行无忌。这不仅直接影响了西征战场上的陆路作战，而且使天京受到愈来愈大的威胁。
　　转败为胜

　　（一）九江之战

　　湘军攻占田家镇、半壁山后，水师前锋在彭玉麟率领下于12月8日进至九江江面。这时，太平军主力大部集中于长江北岸，清军仅凭魁玉、桂明的部队无法取胜，曾国藩乃命南路之塔齐布、罗泽南所部湘军于12月9日渡江。曾国藩亦于次日抵田家镇，指挥北岸的作战。当日，太平军冬官正丞相罗大纲也由江西饶州率军近万人渡江至九江对岸之小池口，支援秦日纲等部，抗击清军的进攻。12月20日至31日，太平军先后与敌军战于鄂东双城驿、黄梅、濯港、孔垄驿，接连失利，只得退入安徽境内。

　　1855年1月2日，罗大纲率部渡江，退守湖口。这时，石达开已带领胡以晃等自安庆抵湖口，曾国藩也由田家镇进抵九江城外。双方主帅俱临赣北前线，战事逐渐由江北移向江南。

　　湖口位于鄱阳湖入长江口之东岸，依山傍水，形势险要。湖口之西对岸为梅家洲，再西五十里，即为古城九江。石达开等鉴于湘军气势正盛，水师更占优势，便决定扼守要点，伺机退敌。具体部署是：石达开坐镇湖口；林启容仍率部守九江；罗大纲率部守梅家洲。

　　为了集中力量进攻九江，湘军加紧从江北向南岸转移兵力。1月6日，塔齐布部从上游琵琶亭渡江，次日移驻九江南门外。8日，新任湖北按察使胡林翼也率黔勇二千赶到，分扎要隘。9日，罗泽南部从下游白水港渡江。曾国藩又调副将王国才所部三千余人为预备队。这样，围攻九江的清军总兵力达到一万五千人。

　　九江北枕长江，东北有老鹳塘、白水港，西南有甘棠湖，西有龙开河，湖汊纵横，东南多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太平军守将林启容督军于四周严密设防，东南尤为坚固。1月14日，塔齐布、胡林翼率部进攻西门，三战皆败，死伤甚众。
　　18日，清军发起全面进攻，塔齐布部攻西门，胡林翼部攻南门，罗泽南部攻东门，王国才率兵七百由长江水路登岸攻九华门。太平军沉着应战，待塔齐布部进抵城西时，“众炮齐放，子若飞蝗”。敌人冒死进攻，“奈地险而路曲，难以仰攻”，终未得逞。进攻其它各门之敌，也“因城上枪炮木石交施，屡次抢登，不能得手”。①于是，曾国藩轻取九江的计划宣告失败。

　　曾国藩攻九江不下，改取“舍坚而攻瑕”的方针，留塔齐布等部继续围攻九江，派胡林翼、罗泽南等率部进驻梅家洲南八里之盔山（今灰山），企图先取梅家洲，占领九江外围要点。太平军守将罗大纲在这里“立木城二座，高与城等，炮眼三层，周围密排；营外木桩、竹签广布十余丈，较之武昌、田镇更为严密；掘壕数重，内安地雷，上用大木，横斜搭架，钉铁蒺藜其上。”②1月23日，清军分路向梅家洲发起进攻。太平军凭借工事奋勇抗击，毙敌数百人，击退了清军的进攻。

　　（二）湖口大捷

　　由于清军进攻九江和梅家洲均未得逞，曾国藩等决定改攻湖口，企图凭借水师优势，先击破鄱阳湖内太平军水营，切断外援，尔后再攻九江。

　　1855年1月3日，当湘军陆师尚未南渡之际，李孟群、彭玉麟即率湘军水师进抵湖口，分泊鄱阳湖口内外江面。罗大纲鉴于湘军水师占优势，难以力胜，决定采用疲敌战法。1月8日夜，“用小船百余号，或二三只一联，或五只一联，堆积柴草，实以硝药，灌以膏油，分十余起，纵火下放，炮船随之。两岸出队千余人，呼声鼎沸，兼放火箭火球”，对湘军水师实施火攻。由于湘军预有准备，未能取得多大战果。此后，太平军常以类似战法袭扰和疲惫敌人，使其“彻夜戒严，不敢安枕”。①太平军还在鄱阳湖口江面设置木簰数座，四周环以木城，中立望楼。木簰上安设炮位，与两岸守军相犄角，严密封锁湖口，多次击退湘军水师的进犯。
　　1月23日，湘军水师乘陆师进攻梅家洲之机，击坏太平军设于鄱阳湖口的木簰。石达开、罗大纲等将计就计，令部下用大船载以沙石，凿沉水中，堵塞航道，仅在靠西岸处留一隘口，拦以篾缆。1月29日，湘军水师营官萧捷三等企图肃清鄱阳湖内太平军战船，贸然率舢板等轻舟一百二十余只，载兵二千，冲入湖内，直至大姑塘以上。待其回驶湖口时，太平军已用船只搭起浮桥二道，连结垒卡，阻断出路。湘军水师遂被分割为二：百余“轻捷之船”，二千“精健之卒”，陷于鄱阳湖内；留于长江内者，“多笨重船只，运棹不灵，如鸟去翼，如虫去足”，致使曾国藩“实觉无以自立”。③太平军乘此有利时机，即于当晚以小船数十只，围攻泊于长江内的湘军大船，并派一支小划船队，插入湘军水师大营，焚烧敌船。岸上太平军数千人也施放火箭喷筒，配合进攻。湘军大船因无小船护卫，难以抵御，结果被毁数十只，其余败退九江附近江面。

　　在湖口大捷的同一天，江北秦日纲、韦志俊、陈玉成所部太平军自安徽宿松西进，击败清军参将刘富成部，占领黄梅。2月2日，罗大纲派部进占九江对岸之小池口。曾国藩以“水师既陷于内河，陆军复挫于小池口”，遂调胡林翼、罗泽南二部由湖口回攻九江，驻于南岸官牌夹。为了给湘军水师以进一步的打击，罗大纲乘势于2月11日率大队渡江前往小池口。当夜三更，林启容自九江、罗大纲自小池口以轻舟百余只，再次袭击泊于江中的湘军水师，“火弹喷筒，百枝齐放”，焚毁大量敌船（其余敌船纷纷逃至武穴以上），并缴获曾国藩的坐船。曾国藩事先乘小船逃走，后入罗泽南陆营，复欲寻死，被罗泽南等劝止。

　　太平军取得湖口之战的胜利，打破了曾国藩夺取九江、直逼金陵的狂妄企图，开始扭转了西征战场上的被动态势，从而成为西征作战的又一转折点。西征军自湘潭战败后，弃岳州，失武汉，节节退却，直至九江、湖口，形势十分不利。但另一方面，由于清军的进攻，太平军被迫缩短了战线，集中了兵力，加强了指挥，消除了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弱点。湘军虽然节节胜利，却预伏着种种危机：由于掳获甚多，“饱则思颺”；由于屡胜，骄傲轻敌；由于长驱直进，离后方供应基地越来越远，运输补给日益困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等坚守要点以疲惫敌人，并利用有利地形，抓住有利时机，机智果断地分割湘军水师，进而立即主动出击，取得了重创湘军水师的重大胜利，使整个西征战场的形势为之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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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迫退却

　　（一）岳州争夺战

　　湘军经过两个多月的休整补充后，战斗力又得到恢复。1854年7月上旬，曾国藩以二万之众，自长沙北上，水陆并进，再次对太平军发动进攻。水路以水师总统褚汝航等率水师四营二千人进泊岳州南六十里的鹿角，扼岳州太平军南进之路。陆路以署提督塔齐布所部为中路，增派知州罗泽南、魁联之湘勇二千人为助，由新墙直趋岳州；以道员胡林翼所部为西路，由常德向北推进；以同知林源恩、江忠淑等部为东路，出平江，取道通城、崇阳，直逼武昌。湘军以湖南为大后方，其兵员、粮饷的筹集与供应事宜，均由湖南巡抚骆秉章和左宗棠等负责，基本上无后顾之忧。

　　7月16日，当塔齐布率陆师自新墙向民州前进时，曾天养率部迎战不利，仍退守岳州。23日，太平军水师在东洞庭湖君山、雷公湖一带遭湘军水师伏击，损失不少船只。太平军水陆连败，形势十分不利，遂于25日主动放弃岳州，退守岳州以北二十余里之城陵矶。

　　湘军进占岳州之后，太平军决定乘其立营未稳，组织反攻。7月27日，曾天养等督战船四百只，在陆路配合下反攻岳州。湘军分五路迎战。太平军水陆皆败，失战船七十六只，炮二百八十余门，伤亡逾千人，曾天养只得率余部退守临湘。7月30日，韦志俊率部自武昌来援，与曾天养、林绍璋等率战船五六百只，再次反攻岳州。湘军水师迎击于城陵矶。开始胜负未分，后由于湘军水师营官杨载福率舢板绕至太平军水师之后，乘风纵火，太平军战船被焚百余只，伤亡千余人，不得不撤出战斗。

　　8月8日，曾国藩亲率总兵陈辉龙所部广东水师四百余人自长沙进抵岳州（道员李孟群所部粤桂水师一千人不久也由长沙开到）。8月9日，陈辉龙督队进击太平军。出发前，曾国藩告以“下游水急，进易退难，如遇南风，不必开仗，且沿江港汊，虑有埋伏，获胜后仍勿穷追”①。陈辉龙深以为然。及至城陵矶，与太平军相遇，双方前锋开始交战。此时，南风忽起，湘军水师船只顺流而下，难以自控。曾天养见此情景，令大队战船埋伏于旋湖港，另出小舢板诱战。湘军水师中计，陷入重围，进退两难。陈辉龙见风势愈大，急欲收队，但恐前队有失，不得不亲自赶往救援，由于坐船笨重，激战中搁浅。太平军将士蜂拥而上，当即阵斩陈辉龙。湘军水师总统褚汝航率船救援，也被太平军击毙。同时被歼的还有同知夏銮、游击沙镇邦、千总何若澧以下数百人。陈辉龙一营船炮尽失，其余各营亦损失不少战船。曾国藩闻报，“伤心陨涕”，哀叹经营多时的船械一天之内损失将半。
　　8月11日，曾天养率兵三千由城陵矶登岸，准备据险扎营，牵制湘军北上，不意塔齐布率兵猝至，来势凶猛。年近花甲的曾天养单枪匹马冲入敌阵，直奔塔齐布。塔连忙躲闪，仅伤坐骑，而曾天养反为湘军所伤，落马牺牲。塔齐布乘势挥军冲击，太平军因主将阵亡，且战且走，从水路撤回，伤亡数百人。曾天养骁勇善战，夙有“虎头军”之称。此次作战，其勇敢精神诚属可嘉，但作为一军主将，脱离部队，单骑陷阵，则是一种鲁莽行为。曾天养阵亡后，太平军在韦志俊率领下，于城陵矶一带与敌相持十余日，接战五次，败多胜少，遂于8月25日撤往武汉。

　　（二）放弃武汉

　　太平军撤离城陵矶后，湘军水陆并进，直指武汉：水师于9月4日占嘉鱼，15日进抵武昌西南六十余里的金口；陆师由塔齐布等率领，9月5日从岳州出发，因沿途受到太平军阻击，迟至10月6日才抵达武昌南六十里的纸坊（今武昌县）。曾国藩于10月2日抵金口，不久，与塔齐布、罗泽南等共同商定了进攻武汉的计划：先以水师控制江面，隔断武昌与汉阳之间的联系；以陆师塔齐布部四千人由纸坊进攻洪山，罗泽南部三千人由金口进攻武昌花园，副都统魁玉、已革总兵杨昌泗率荆州兵四千三百人进攻汉阳。

　　太平军于6月26日克武昌后，由韦以德、石凤魁、黄再兴等率军约二万人防守。三个多月来，在外围修筑了大量防御工事。于花园一带立大营三座，掘深沟宽二丈，长约三里，沟的内侧立木城，实以沙土，中开炮眼，沟外侧立木桩，交互连钉，桩外密布竹签，环以荆棘。木城之内，又有砖城内壕，安炮百余门。汉阳的防御工事也相当坚固。

　　10月12日，清军开始总攻。当日，曾国藩督水陆两军自金口沿长江三路齐下：李孟群等率水师为中路，其前队闯过盐关，直抵鹦鹉洲，出现于太平军水师之后；当盐关太平军战船回援鹦鹉洲时，湘军水师后队又至，对太平军水师实行前后夹击，烧毁其战船三百余只。罗泽南部合荆州派来的李光荣部川勇共四千人为右路，进攻花园。他们分路扑向太平军营垒，纵火焚烧，太平军不支败退。魁玉等所率的荆州清军为左路，进攻汉阳虾蟆矶，冲进土城，并破鹦鹉洲太平军营垒。同日，塔齐布部湘军也进扼武昌城东的洪山。
　　13日，湘军水师直下武昌塘角等地，又焚太平军战船三百余只，前锋进至青山。罗泽南等部破武昌鲇鱼套附近太平军营垒六座。汉阳方面，魁玉、杨昌泗部毁太平军晴川阁木栅及大别山（即龟山）木垒。至此，武汉江面无太平军船只，城外无太平军营垒，武汉三镇暴露在湘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太平军守将石凤魁、黄再兴等（当时韦志俊、石祥祯、韦以德等已东返天京）匆忙决定放弃武汉，于14日晨开始撤离。撤退过程中，武昌太平军在城东的洪山遭湘军塔齐布部截击，损失千余人；泊于汉水中的太平军水师战船千余只，因来不及下驶，被湘军焚烧殆尽。

　　武汉地处天京上游，南控湘赣，北扼荆襄，它的失守，对西征战局的影响甚大。武汉失守的主要原因有三：首先，当太平军在城陵矶阻击湘军时，武汉方面一再派出援军，损失精锐不少，使防守武昌、汉阳的兵力逐渐减少。其次，自曾天养阵亡后，西征战场前线缺乏适当的统帅人物，负责驻守武昌的国宗石凤魁，“粗通文墨，不谙军务”①，协助防守的地官副丞相黄再兴，系办文案出身，同样不长于军事，而石达开则一直远离前线，鞭长莫及，无法进行有效的指挥。再次，西征太平军自湖南败退后，士气大挫，一时失去了与湘军作战的信心。在湘军水师前锋刚刚占领金口时，国宗韦以德即托故先回天京；待湘军水师进至武汉江面并战败太平军水师时，武昌太平军仓皇撤离，驻防汉阳、汉口的太平军也随之弃城而走。此外，曾国藩注意到了沿江作战的特点，先以优势的水师从中路突破，取得江面主动权，将两岸太平军分隔开来，以便陆路各个击破，这也是设防坚固的武汉之所以迅速易手的原因之一。

　　（三） 田家镇、半壁山防线被突破

　　湘军占领武汉后，声名大噪。清廷赏曾国藩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曾国藩于得意之余，即筹划大举东犯，并决定以夺取九江为第一目标。他与新任湖广总督杨霈商定了一个水陆并进，夹江而下，首先突破太平军田家镇、半壁山江防，进而夺占九江的三路进军计划。其兵力部署是：南路由新任湖南提督塔齐布和知府罗泽南分统湘军兵勇沿长江南岸进攻鄂东大冶、兴国（今阳新）；北路由杨霈督陕西提督桂明率绿营兵进攻蕲州、广济（今蕲春东南）；中路以水师顺江而下，由参将杨载福、同知彭玉麟率部先发，曾国藩与李孟群率后队继进。预定三路会师于田家镇，总兵力约万余人。

　　太平军方面，杨秀清已于10月15日将湖北军事委托给燕王秦日纲统理（秦奉命巡查河道，当时已到九江），命其在湖北田家镇、半壁山一线加紧设防。太平军在田家镇至蕲州一段四十里之江岸修筑了一些土木城，安置炮位；在田家镇与南岸半壁山之间横架铁链二道，两链相距约十余丈，铁链之下排列小船数十只，配以枪炮；在半壁山扎大营一座、小营四座，山下挖掘三四丈宽的深沟，内侧建立木栅、炮台，外侧密钉竹签、木桩。为了加强该处防御，杨秀清还专门派人从天京送来一座木簰①，作为江中堡垒。此时，从武汉退回和从下游来援的太平军总数又达数万，号称十万人。他们设防虽较严密，但在作战指导上却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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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湘潭、靖港之战

　　自西征太平军进军皖鄂以来，清廷屡饬曾国藩率湘军赴援。曾国藩以战船尚未办齐、在广东购置的火炮（千余门）尚未解到为由，迟不应命。当西征太平军再次溯江而上，进军武汉时，清廷又催促曾国藩率湘军出湖南，迅抵武汉，以阻遏太平军的攻势。曾国藩随即复奏，坚持必俟粤炮解到方可起程，并提出必先扫清湖北江面方可援皖，必力保武昌上游方可进战的方略。

　　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督率全部湘军分水陆两路自衡州起程，到湘潭集结，随后开赴长沙。3月上旬，陆路湘军自长沙开赴靖港、乔口，阻截南下的太平军。由于湘军陆续北上，太平军难以抗衡，因而一度放弃岳州等处，自湖南撤回湖北。4月初，太平军加强兵力之后，由湖北蒲圻方向重新发起进攻，7日再克岳州。曾国藩在湘军“陆路既已失利，水军亦无固志”的情况下，不得已“乘风上驶，退保省城”。太平军乘胜进至乔口、靖港等地，逼近长沙，并在4月21日、22日于靖港击败曾国藩派出的湘军水师。鉴于长沙防守严密，南路太平军决定由石祥祯率部分兵力扼守靖港，由林绍璋率主力近二万人由陆路绕经宁乡，疾趋长沙西南数十里的湘潭，以便南北夹击，围攻长沙。22日，林绍璋所率太平军大败扼守宁乡的三营湘军（共一千八百人），歼其营官三人及勇丁五百余名。当补用副将塔齐布率湘军一千三百余人驰援宁乡时，太平军已由间道直赴湘潭，并于24日占领了湘潭城，对长沙湘军后路构成严重威胁。林绍璋等督饬太平军于城北赶筑木城，防敌进攻，又收民船数百只，编组水营，控制湘江江面。

　　4月25日，塔齐布率部赶到湘潭城外，营官江忠淑等率部二千六百名继至。塔齐布认为，太平军“每用以守为战、反客为主之法，若不及时速剿，俟贼营垒既定，攻克为难”，于是立即对太平军展开猛攻。太平军出城迎击，双方在湘潭北郊连日激战。塔齐布令兵勇闻炮即伏，炮止即进，直冲太平军营垒。面对湘军的疯狂进攻，太平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由于初到湘潭，扎营未稳，且又孤立无援，渐呈难以抵御之势。

　　27日，曾国藩又派湘军水师总统、知府褚汝航等率水师五营驰援湘潭，在湘江内与太平军水营展开激战。湘军水师凭借船炮的优势，往返冲击。由民船仓卒组建的太平军水营，难以抵挡湘军水师的进攻，三天之内被毁大小船数百只，伤亡逾千人。

　　由于连日接战不利，加之太平军内部新老战士之间相互埋怨，甚至发生械斗，林绍璋等决定留兵一部守城，自率大队向湘江上游转移。29日，在击退湘军的进攻后，立即集中船只，装载财物，乘风上驶。次日午间抵达下滠司时，不意为湘军水师追及，因拒战失利，便弃船登岸，由陆路折回湘潭。这时，湘军已在湘潭城外设下伏兵。5月1日，当守城太平军战士缘梯而下，准备接应城外太平军入城时，湘军伏兵骤起，将出城之太平军战士砍死，乘势夺梯登城，打开城门。大队湘军立即冲入，夺占了湘潭城。自下滠司折回的太平军见城已失守，只得分道撤退：林绍璋率部北返靖港，另一部经醴陵东走。湘潭之战，太平军伤亡和逃散甚众，损失惨重。
　　此前，曾国藩得悉湘军在湘潭水陆初胜，即于4月28日亲率水师五营（大小战船四十只）、陆勇八百人，由长沙进袭靖港，企图使太平军首尾不能相顾。当天中午，南风骤起，水流迅急，湘军战船顺风闯入靖港，遭太平军岸上炮火猛烈轰击，指挥船被击伤，各般连忙降下风帆，到靖港对岸之铜官渚躲避。太平军立即出动二百余只小划船，对湘军水师发起攻击，毁敌船十余只。湘军水勇不支，纷纷弃船上岸。这时，坐镇白沙洲（距靖港二十里）指挥的曾国藩，急率陆师向靖港方向增援。但湘军陆勇见水师失利，又见太平军大批出动，便纷纷后退，曾国藩执剑督战，也不能遏止。靖港一战，湘军水陆皆败，战舰损失三分之一，炮械损失四分之一。曾国藩羞愤交加，两次投水自杀，皆被随员救起，最后狼狈逃回长沙。

　　太平军虽在靖港获胜，但无法抵偿湘潭之战所遭受的损失。湘潭失利的直接原因，首先是对战斗力较强的湘军尚缺乏了解，因而在思想上和军事上都缺乏与强敌作战的准备；其次是孤军冒进，立足未稳，遭敌猛攻，措手不及；再就是临时编组起来的水营，抵挡不住经过训练和装备有洋炮的湘军水师，以致连连失利，影响了整个作战。

　　西征军自1853年从天京出发，到进军湘潭，前后不足一年，先后玫占了安庆、庐州、九江、汉口、汉阳、岳州等重镇，有效地保障了天京上游的安全和粮食物资的供应，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战线拉得太长，兵力过于分散，且不懂得巩固既得阵地，只顾长驱直进，以致既未能有计划地大量歼灭敌人，骤遇强敌时又不能集中优势决战决胜。此后不久，西征军便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在湘军的进攻下，节节后退，几至不能遏止，对整个西征作战影响甚大。

　　湘潭、靖港之战，湘军损失也很严重。曾国藩承认：水师仅存湘潭五营二千余人，陆师仅存湘潭与留防平江之勇二千余人。因此，急需招募兵员，修造战船，购置枪械，进行休整补充。太平军方面，自湘潭战败后，不得不于5月4日自靖港等地退守岳州。后由林绍璋率部西向，连克湖南龙阳（今汉寿）、常德、桃源。6月中旬，林部与由湖北南下的曾天养部在常德会师，后乘船越洞庭湖回到岳州，于是西征前线的兵力才得以相对集中。

　　南路太平军在湘潭失利后，率军围攻武昌的韦志俊等恐湘军长驱北上，湖北难保，便将分散于鄂北各地的太平军调回，并力进攻武昌城，而由石祥祯、林绍璋分军活动于通城、岳州、常德等地，牵制和阻遏湘军。当时，武昌城内清军由于被围日久，饷绌粮尽，巡抚青麟束手无策；总督台涌仍然株守德安府，不敢南下救援；荆州将军官文则受北路太平军牵制，无暇东顾。在此情况下，太平军终于在6月26日攻克武昌，青麟等侥幸突围，绕道逃往荆州。在攻城战斗中，年仅十八岁的太平军将领陈玉成率五百壮士，奋勇当先，表现非常突出。清廷以武昌失守，将台涌革职，青麟军前“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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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进军湖北

　　1853年底，当西征军集中主力攻打庐州时，留驻湖北黄州等地的太平军基本上采取守势。1854年1月29日，湖广总督吴文鎔率兵七千进驻黄州以北二十余里的堵城，并命唐树义督水师扼守上游，妄图攻占黄州。这时，由国宗韦以德、地官副丞相黄再兴、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丞相张子朋等率领的水陆大军已由下游开到，曾天养所率太平军也已由庐州到达黄州，连同原有守军，共约四万人。2月初，正值太平天国天历新年，黄州城内举行祝贺活动，吴文鎔以为有机可乘，遂连续三次督兵进攻，但均未得逞。堵城“滨江临壑，三面皆水，（清军）大营十一座，排比屯扎，已犯兵家之忌。”①加之连日大雪，清军斗志甚低。太平军派出部队，绕至清军大营之后，荫蔽埋伏，敌人毫无察觉。2月12日，黄州城内太平军全部出动，从正面猛攻清军；同时伏兵齐起，纵火焚烧清军营寨。清军前后受敌，纷纷溃逃，湖广总督吴文鎔、总兵德亮、知府蔡润深等皆被杀。唐树义见陆路覆灭，急率水师上驶金口（后被太平军全部歼灭）。

　　太平军取得堵城之捷后，便乘势沿江发动进攻，于2月16日第三次攻占汉口、汉阳，并进围武昌。同时，又分兵两路，向湖南和鄂北进军。南路军二万余人由石祥祯及林绍璋指挥，直指长沙；北路军万余人由曾天养指挥，进逼荆襄；留下攻武昌者仅万余人。

　　湖广总督吴文鎔被击毙后，清廷立即命荆州将军台涌接任（暂驻德安府——今安陆县），并以青麟为湖北巡抚，率兵千余据守武昌。同时，从四川调兵四千东下援鄂，并一再催促两广总督速调红单船①进入长江，以威胁太平军的长江航道和天京安全。

　　1854年3月至4月，北路太平军连下湖北孝感、云梦、安陆、随州（今随县）、钟祥。5月2日，攻破荆门，准备由此南下，进围荆州。荆州城内仅有旗绿兵丁二千人，适有奉调援鄂的云南兵一部（由游击王国才等率领）路过该地，新任荆州将军官文便截留协守。太平军向荆州进逼时，官文派王国才率兵一千二百人及练勇五百人迎战。5月9日，双方战于龙会桥，太平军稍退，清军随即分三路夹攻。太平军不支，曾天养等率部转趋上游，经当阳，于5月18日攻占宜昌。官文立派副都统贵升等率兵千余前往，会同宜昌镇总兵纳钦等率部反攻。5月27日，太平军弃宜昌，接着连下宜都、枝江，拟再攻荆州。6月8日，在离府城数十里处遭王国才等所部清军堵截，乃南下进入湖南境内，以便与南路太平军会师。
　　（四）挺进湖南

　　南路太平军水陆并进，挺进湖南，于2月27日占岳州，3月4日占湘阴，7日占靖港，11日占宁乡。这时，新建的地主武装湘军已经组成，太平军南下，受到了湘军的阻击。

　　1.湘军的兴起

　　早在1852年，太平军出广西，进湘鄂，所向披靡，清廷深感绿营和八旗兵已不足用，便饬令各省举办团练，以助“攻剿”。1853年1月21日，因母丧回湖南湘乡守制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奉命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督办湖南团练。后来，曾国藩认为团练不足恃，决定组建一种新的军队，这就是“湘军”（也称“湘勇”）。

　　湘军大体上仿照明朝戚继光的营制，以营为基本单位，直接受“大帅”统辖（后增设统领，各统率若干营）。每营编营官一、哨官四、勇丁五百人，另配长夫一百八十人，合计每营六百八十五人。每哨设八队，火器队与刀矛队各半。火器主要有抬枪、鸟枪。全营有劈山炮队二，直隶于营官。湘军水师筹组的时间略晚于陆师。水师每营编快蟹船一、长龙船十、舢板船十，共二十一只，员额为四百四十七人。①每只长龙船安炮七门，舢板船安炮四门，均为六百斤至千斤的洋炮。各船还配有火枪、刀矛，以备近战。此外，湘军还设有营务处和粮台，分别管理全军的军务与后勤。

　　针对绿营兵的流弊，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一是薪饷较高②，并专配长夫，自带帐篷，以利于加强训练和作战。二是实行募兵制，采用自上而下的办法，首先选定统领，然后由统领挑选营官，由营官挑选哨弁，由哨弁挑选什长，由什长挑选勇丁，以便相互熟悉和层层控制。勇丁挑选的对象主要是年青力壮的农民。应募者须有人具保，并编造清册，填写籍贯、住址和父母、兄弟、妻子姓名。它实际上是把“连坐法”应用于对军队的统治。这样，在伍时可以防止勇丁逃亡，解散时可以各有所归。此外，曾国藩所选将领除所谓“诚朴”的读书人外，还从绿营中挑选少数精于武艺的将弁为营官，以便训练水陆兵丁，教会他们掌握技艺和阵法。曾国藩还强调“严刑峻法”，并建立严密的稽查制度，以申军纪，同时，向兵士灌输“忠勇奋发”、“尽忠报效”、绝对服从官长等思想，鼓励湘军士卒大肆屠杀起义人民，为封建统治阶级卖命。

　　至1854年初，曾国藩已练成湘军陆师十五营、水师十营（拥有战船二百四十只、坐船二百三十只），官弁、勇丁、长夫等共一万七千余人。这支军队实际上是只听命于曾国藩的私人武装，它开创了近代军阀拥兵自重的先例，表明清王朝已经衰朽到难以维护其统一军权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