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军首次北犯与清军定海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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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英军封锁珠江口与首次北犯
　　英国侵华远征军由舰队司令伯麦率领，以舰船三十艘，载陆军四千人，在新加坡集结后，向中国南海进发，于1840年6月下旬陆续抵达广东海面，与先期到达的舰船会合。侵略军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宣布从6月28日起，封锁珠江口。“都鲁壹”号等四艘军舰和一艘武装轮船，被指定执行此项任务。
　　6月28日，英国全权代表、侵略军总司令懿律率领由英国本土和好望角舰队抽调的三艘军舰赶到广东。懿律会见义律后，决定按照英国政府既定的对华作战部署，除继续封锁珠江口外，立即启程北上，夺占定海，并相机北上渤海湾，以武力逼迫清廷就范。6月30日，懿律和义律率领军舰十艘、武装轮船三艘、运输船二十八艘，由广东海面出发，开始了第一次北犯。
　　7月初，英舰队驶经福建海面，懿律以递送《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副本为名，派舰长包诅率“布朗底”号军舰闯入厦门港。
　　厦门是福建的重要门户，远控台澎，近接金门，水上交通相当发达。厦门及附近各岛驻有清军水师八百五十名，陆兵八百名，另水勇三百余名，在新筑炮墩及旧炮台内共安有火炮二百八十余门。
　　7月2日，当英舰“布朗底”号由青屿强行入口，并派出一名少尉军官偕翻译划着小船递交照会副本时，遭到岸上清军拒绝。次日，包诅再次派出舢板强行靠岸投送，又遭清军拒绝，英舰遂　
　　发炮轰击，使厦门炮台和民房数处受损。包诅见厦门守军拒绝接收照会，便将它留在沙滩上，退出厦门港，北上追赶舰队。（留军舰及运输船各一艘封锁厦门港，不久又调往定海。
　　二、第一次定海抗战
　　舟山群岛是英军北侵计划中的主要目标，其最大岛屿舟山岛南部的定海，被认为是最适于作司令站的地方。因此，英军舰队于1840年7月3日驶抵舟山海域后，立即派出轮船二只，进至定海城南之道头港水面，进行测量和侦察。
　　定海县城东、北、西三面都有山峦环抱，城南二三里即道头港，其吉祥、竹山、大渠三口，为外洋入港门户。道头港以南，有大小五奎山、大小盘峙山、大小渠山等岛屿罗列海中。清军在定海设有水师镇，共有水陆兵勇二千八百余人。城东南设有炮台一座，安设火炮八门，配兵五十名防守。
　　7月4日，伯麦率英舰数艘闯进定海水域。清军水师竟毫无戒备，不仅未予拦截，还由知县姚怀祥登舰询问来意。伯麦交给姚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中文照会，限次日下午2时前投降，将所属海岛、炮台一律交出，否则开炮轰城。姚怀祥返回后，即会同文武官员商讨对策。多数人认为英军所长在于船炮，宜将水陆部队的一半撤至离城一里的半路亭一带堵击，一半撤至城中防守。姚怀祥则主张撤兵入城，坚守待援。他向总兵张朝发建议：“夷未知我虚实，宜坚壁待外援；我兵毫无纪律，若浪战一败，城破矣。”① 张朝发却认为守城不是水师的职责，水师的本分是扼守海口，不让敌兵登岸。由于意见不一，只好水陆分守：张朝发将城外各营及水师齐集港口防堵；姚怀祥则率兵千余守城。二人并约定：“在外者主战，战虽败不得入；在内者主守，守虽溃不得出。”①
　　5日下午2时，伯麦见清军无献城投降的迹象，便令“威里士厘”号等四艘军舰发起进攻。张朝发率水师进行抵抗。由于英军舰大炮多，射程较远（一千至两千米），清军船小炮少，射程又近，交战不久，清军水师损失甚重，张朝发也受伤，即率部向镇海方向退却。英军便在舰炮掩护下登陆，攻占了定海城东南的关山（亦名东岳山）炮台，并连夜炮击定海县城。6日凌晨，英军攻破东门，知县姚怀祥出北门投水自尽，守城兵勇溃散，定海遂告失陷。
　　第一次定海之战，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丧师失地的战斗。此次作战失利原因，主要在于清王朝对外敌入侵缺乏警惕，以致除广东外，沿海戒备不严，给了敌人以乘虚袭取的机会。诚如当时人夏燮所说：“当日之误，误于浙洋之全无准备，豕突而来，措手莫及”。②其次，定海清军事先既疏于戒备，临战又互不协同，水师不顾彼己船炮悬殊而与敌正面对阵，结果迅速溃败，陆师则单纯守城，没有依托有利地形节节阻击敌人，也没有采取防敌炮击的有效措施，以致一遭炮击即兵溃城陷。
　　定海失陷后，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于7月9日赶到镇海，会同浙江提督祝廷彪布置该处防务。此时，镇海各营汛仅有官兵二千余名，乌尔恭额急调湖州兵三千加强镇海防御，并建议粤、闽两省各派水师二千“星飞来浙，会同浙省各镇并力痛剿”。7月24日，清廷以定海失守，将乌尔恭额和祝廷彪革职留任。8月6日，命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驰赴浙江查办和主持军务。
　　英军攻陷定海后，委任管理军民事务的官员，准备长期占领。同时，派出军舰、轮船各一艘，封锁甬江口；另以舰船五艘，前往长江口进行测量侦察，其余舰只则进行北犯渤海湾的准备工作。英军在定海四郊张贴布告，引诱逃匿民众回城，甚至诱以鸦片，但回城者寥寥无几。侵略军粮食困难，便组织抢劫队，搜抢粮畜，抓捕群众。定海附近的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岑港守军也始终坚守港口及附近岛屿未退，伺机袭扰敌人，给了侵略军以一定的杀伤和牵制。
　　三、英舰北犯渤海湾与中英大沽口交涉
　　1840年7月28日，懿律和义律率“威里士厘”号等舰船八艘，驶离舟山群岛北上，8月5日过山东半岛成山角，6日越过大小竹岛、高山岛和候鸡岛，侵入渤海湾，9日进泊大沽口外。
　　道光帝已于8月3日接到林则徐的奏报，得知英舰可能北上天津。他满以为天津海口防范严密，“果有夷船驶入，自可有备无虞”，因而态度比较强硬。他谕令直隶总督琦善：英舰“倘驶至天津，求通贸易，……断不能据情转奏，以杜其觊觎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①但当8月9日接到琦善的复奏，得悉天津炮位陈旧、兵力不足时，态度便立刻软下来，当日又改谕琦善：“督饬所属严密防范，临时仍相机办理，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廪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②8月10日，琦善接旨，次日即派游击罗应鳌前往大沽口外，探询英方企图。经道光帝批准后，琦善于8月15日（一说17日）派千总白含章前往英舰取回《巴麦尊照会》，并立即呈送北京。
　　道光帝接到《巴麦尊照会》后，得知英国侵略者要求赔礼道歉、偿还烟款、割让岛屿等。他对外慑于英舰的威胁，对内偏信“弛禁派”琦善等的谗言，便将“办理不善”的责任强加于林则徐、邓廷桢身上。他以为只要惩办林、邓二人，英国侵略者便会从此息兵。8月20日，他要琦善向英方表示：“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①8月21日，又在林则徐的一份奏折上批道：“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②这不仅是对严正的禁烟运动和林则徐等“严禁派”的打击，也是对中国军民反对英国侵略的正义行动的否定。
　　8月30日，琦善与义律在大沽口举行会谈。他对英方所提无理要求，含糊其词地表示“定能代申冤抑”，多方劝说侵略者尽快“返棹南还，听候办理”。③
　　9月15日，英方表示同意将谈判地点改到禁烟所在地广东，并即日起碇南返。英国舰队之所以在谈判未获任何结果的情况下同意南返广东，而不在渤海湾采取军事行动，主要由于当时“季节的将近终期，北季候风的到来，岸上部队和舰队水手间流行的病疫等”原因。懿律等认为，在来年春季到来之前，是不宜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的。④
　　英军舰队的暂时南撤，道光帝竟认为是外交上的一大“胜利”。他在伊里布的奏折上得意地批道：“英夷如海中鲸鳄，去来无定，……好在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①正是在这种愚蠢侥幸的心情下，他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兼署两广总督，前往广东“查办”，对为严禁鸦片而建立了历史功勋的林则徐、邓廷桢，则都给予革职处分。与此同时，道光帝命令琦善“将应留应撤各兵，分别核办”②，接着又谕令沿海各督抚也酌量裁撤防兵，以节饷糈。这种自拆藩篱的愚蠢行径，无异于开门揖盗。